传承长征精神要学做红军那样的人
发布日期:2017-03-21  查看�
贺龙之女贺晓明:传承长征精神要学做红军那样的人“红色后代谈长征”系列特稿之二

“对党忠诚,对敌斗争坚决,联系群众。”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。他以“两把菜刀闹革命”,在旧军队中官至军长;他在南昌起义中担任总指挥,是人民军队创始人之一;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,为共和国体育事业呕心沥血……他,就是贺龙。

1935年11月,时年39岁的贺龙率部长征,历时11个月,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。出发时1.7万人的队伍至会师时仍有1万多人,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。毛泽东曾称赞道:“你们1万人,走过来还是1万人,没有蚀本,是个了不起的奇迹!”近日,在人民网“长征后来人”节目录制现场,贺龙之女贺晓明讲述了父亲的长征故事。

长征路上没有特殊照顾,官兵一致

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,红军吃尽了万般苦。将士靠什么支撑下去?简单地说是理想,是信仰。”贺晓明对记者说,“我爸爸拿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说。他说,我参加革命以前,荣华富贵全有了,我都不要了,为什么?就是要一个穷人的天下,为了全国老百姓不再受苦,我们红军就是要把所有的苦都吃光。”

苦,不能只让红军士兵吃。贺晓明认为,高级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非常要紧。“我爸爸作出了很多榜样。他说,我和战士们是一样的。”

草地里的野草可能有毒不能乱吃,红军里的党员干部成立试吃小组,贺龙是成员之一;贺龙有匹战马,但他经常走路,把马让给伤病员、小战士们骑……“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必须要体现,这种带头作用是彻底到家了。他们嘴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同志党性强不强,他们很强调‘党性’这两个字。”贺晓明说。

除了带头吃苦,还要带头克服困难。“关于草地,父亲讲过两件事。一是钓鱼,父亲说,我这鱼竿可救活了不少人!草地里粮食不够,父亲杀了自己的枣红马。”贺龙发现一汪水坑里有鱼游动,于是把红军小军械所的工匠请来做鱼钩,红军将士能钓鱼充饥;他决定杀一批马以解决粮食困难,不顾部下反复劝说让人先杀他的马。他深爱自己的战马,这匹马多次救过他的命,也帮助过很多伤病员渡过难关。

“父亲基本都不说长征中的苦累。”贺晓明告诉记者。贺龙曾说,在山里长大的人就像大山,决不诉苦。

传承长征精神要学做红军那样的人

贺晓明谈到,自己在重走长征路时听藏族同胞讲述了这么一个关于红军的故事:红军在经过四川甘孜附近时,当地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,吓得都跑到了山上。正是冬天,天冷时间特别长。红军没有一个战士抢占民房住,他们在湿地宿营,躺在高一点的地方,脚踩在水里,身体不好的同志就坐在上面,用几根竹竿和白罩单搭起来一个简易的小屋来安慰自己,好像可以遮风挡雨,其实什么也挡不住……

“长征时没有任何装备的,他们穿着单衣,最可怕的是没有鞋子,如果把登雪山当成一种体育记录的话,长征时爬雪山是一个无人可破的记录。”贺晓明说,能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是坚定的信念,是长征精神。

后来人怎么传承长征精神?贺晓明认为,不是只是学书本、开座谈会,要实实在在学做红军那样的人。形势变了,不必穿红军服装,不要机械或教条地学。“我哥哥的孙子有一天给我打电话。他说,姑奶奶,怎么才能当红军啊?是不是长征就能当红军?我说,你现在是小小红军,你是红军后代,等你放假的时候,我带你到老爷爷们走过的长征路上去看一看。”

“我个人理解,长征精神就是中华魂。”贺晓明说。

艰苦朴素、关心群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

贺晓明回忆道,父亲曾对子女们说,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不要想着成名成家,做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,把人做好就行了,不要求你们当博士、硕士,当局长、部长,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,把日子过好就行了。

为此,贺龙给子女立了不少规矩:他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,吃饭不能掉米粒,吃完饭以后还得自己把碗筷洗干净;要自食其力,自己挣钱,自立自强;绝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向学校和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。

“饭桌上不能掉米粒。我们掉的米粒,他都一粒一粒捡起来吃掉。他这么做,我们就跟着学,学节俭,不挥霍浪费。”贺晓明谈到。

贺晓明感慨说,那一代人,他们的吃、穿、住、用都是这样的。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,我觉得我们老是学不到,因为不如他们完全和彻底,他们时时刻刻心里头有老百姓。“我爸爸看见哪家有什么困难,即刻要给群众解决。我们的干部总是这么入心地去帮助群众,那就不得了”。

贺龙元帅生平

贺龙,原名贺文常,字云卿。湖南省桑植县人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。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,湘西护国军营长,靖国军团长,四川警备旅旅长,混成旅旅长,建国川军师长。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,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,第二十军军长。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,任起义军总指挥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,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,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,红三军军长,红二、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,红三军军长,红二、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,红二方面军总指挥。参加了长征。

抗日战争时期,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,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,晋西北军区司令员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。

解放战争时期,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,西北军区司令员,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西南军区司令员,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,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,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,中央军委副主席,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。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。是第一、二、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,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,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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